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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河北大学中国史考研真题历史学考研网

发布日期:2022-04-16 03:01   来源:未知   阅读:

  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上奏的以削弱诸侯王势力为内容的策论。《削藩策》一文中,提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意思是晚削藩不如早削藩。晃错建议,借诸侯王犯错误之时,削减诸侯王的封地。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削楚王戊的东海郡,削赵王遂的常山郡,削胶西王卬的六个县,成为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宗主都护

  北魏前期的基层政权组织制度。五胡十六国时期未南逃的大地主多筑堡自守,聚族而居,拥有很多的依附农民及一定的武装力量。北魏统一北方后,为在汉族地区确立统治,实现“混一戎合”的理想,于是承认这些宗族的既有利益为合法,并对社会基层组织进行了变革,任命他们为宗主,以督护百姓。宗主督护制对维护地方治安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豪强地主趁机隐瞒其控制的人口,逃避赋税、徭役,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

  唐朝颁布的国家法典,是刑律和注疏的合编。本名《律疏》。唐高祖时开始制订唐律,太宗时修订完成,唐永徽三年(652),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逐条加以解释,并设有问答,成三十卷,于次年颁行。律疏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疏与律统称为《永徽律疏》,后世称为《唐律疏议》。开元二十五年(737)又重加刊定,故今所见刊本有永徽以后的地名、职官、名物及避讳字样。全书分十二篇,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五百条。《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为唐后各代立法所本,并对日本、朝鲜、越南的古代法律产生一定影响。

  庚戌之变又称庚戌虏变、庚戌之乱,是明世宗在位时期的一次蒙古的侵犯明朝事件。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鞑靼土默特部领袖俺答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 兵部尚书丁汝夔请问严嵩如何战守。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清政府实行的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又称摊丁入亩。源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即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而把固定下来的丁税摊到地亩上。具体办法是,把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在各州县的土地上,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地银和丁银合一,叫做地丁银。该制的推行,废除了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丁税),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湘军领袖曾国藩于1854年2月在湖南衡阳誓师征讨太平天国时发布的战斗檄文。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的八旗部队和兵战斗力低下,无法剿灭起义。清政府下令各地可以自办民团,协助政府围剿太平天国。1854年2月, 湘军倾巢出动大举进攻太平军,曾国藩发表《讨粵匪檄》。在檄文里,他攻击太平天国起义是“荼毒生灵”。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理学大师,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该檄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理学思想。檄文将清政府同太平天国的对抗,上升到文化对抗和维护名教的层面,以动员一切势力(尤其是知识分子)太平天国。该 檄文不仅是曾国藩个人意志的表述和湘军的出师战斗檄文,也是理学经世派向太平天国 全面反攻的文化宣言。

  晚清政府经营的新式军用工业。全称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上海机器局” 或“上海制造局”。由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在太平天国起义和同外国的接触中,洋务派决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军事。1865年9月,江南制造局成立,丁日昌任总办。江南制造局由南北洋大臣共管,经费来自上海海关厘金。江南制造局下设机器厂、铸铁厂、轮船厂、枪炮厂、火药厂、广方会馆等,其产品有枪炮、水雷、弹药、机器等。所制军火和军用物资,大都以调拨方式供各军械所、军营等使用。其机器设备和主要原材料以及技术基本依赖外国。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后改称“江南造船所”。江南制造局于1917年改称“上海兵工厂”,抗战爆发前停办。江南制造局是洋务运动中诞生的一个集军事、科技和造船为一体的大型民族企业,它的建立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标志着中国现代工业的开端。

  是1903年11月4日由革命党人黄兴、刘揆一、陈天华、宋教仁等秘密集会所,创建的反清革命团体,推举黄兴为会长。华兴会成员大都是两湖地区的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知识分子。华兴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又与会党首领马福益建立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组织,准备于11月16日在慈禧太后庆祝七十寿辰之际在长沙起义。后因计划泄露,起义军未及发动即遭失败,华兴会的首次武装起义就 此流产。1904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会员相继加入,华兴会遂停止活动。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会议。会议内容为:(1)处置德国问题。决定对德国分区占领,设立盟国中央管制委员会进行协调管理,设置赔偿委员会处理德国赔偿问题。(2)波兰问题。确定波兰疆界;以卢布林临时政府为基础改组,成立波兰临时统一政府。(3)联合国问题。决定于1945 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确定安理会大国一致原则。(4)远东问题。苏联同意在欧战结束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南斯拉夫、三国外长会议以及遣送战俘等问题。会议最后签订了《雅尔塔协定》。此次会议对协调盟国对德、日作战,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和促进战后和平稳定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为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8年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的讲演稿。该文不仅透彻地对比了敌我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劣,而且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认为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论持久战》集中反映了中国对抗日战争的认识。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史学论文。主要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新史学》全文凡6节,分别为: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梁启超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

  1947年中国颁布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法规,1947年10月,由中国颁布。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9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公布施行。其主要内容是,规定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规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规定设立人民法庭。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又颁布了补充条例。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帝国主义和政府的统治基础,巩固了根据地;农民分到了土地,为了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组织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并积极参加入民解放军;农民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农村出现一种以知识份子为领导的,旨在“乡村建设”的活动。1928年梁漱溟在广州提出“乡治”主张。1929年在北平接办《村治月刊》,同年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办村治学院,1931年又在韩复榘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县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乡村建设》。1933年7月,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推选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士廉六人为主席团,至此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该派的目的是实行“乡治”,开展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建立政治和教育合一的乡农学校,同时推行“新乡约”,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举办供销、信用等合作社,推行农业技术的改进措施。其基本理论是,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和精神上“调和持中”的社会,中国的问题只是“文化失调”,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应从乡村建设入手,然后扩及整个社会,恢复中国儒家伦理。1941年3月,乡村建设派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刘秀削弱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这是他的重要集权措施之一。东汉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职是三公,即司徒、司空和太尉,但三公的职位虽高,徒有虚名,并无实权。东汉初年,正式成立尚书台,作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在东汉,尚书台实际上成了皇帝真正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三公和九卿只是受命办事,形成“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三公或大将军只有经过皇帝恩准,加“录尚书事”头衔,方可参与中枢决策。六曹尚书的职掌涉及行政、民事、外交、司法等诸多与三公九卿所掌相重的事务,并凌驾于三公九卿之上,大大地削弱了三公的权力。

  (二)退功臣进文吏。刘秀“退功臣进文吏”之策的关键是“退功臣”。其做法,一是封侯褒扬,就是给功臣以尊崇的地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褒赞建朝之功。二是奉朝请,不任吏职,就是让功臣居家静养,朝廷有事即奉请入朝参与议事,日常不任官职。对功臣的妥善安置,是东汉王朝重建过程中的成功之举。刘秀在退功臣的同时,多次征召“天下後贤”,收罗天下文士充任吏职。为广进文吏,刘秀完善了自西汉以来的察举制,将每年一度的选举固定成为制度。尽管东汉后来的察举制度流弊丛生,但刘秀的察举求得了许多求上进、勤吏政的好官吏,对东汉初年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集军权于中央。刘秀一再削弱地方的军权,加强中央的军权。他在建国不久,就下诏撤销了郡国都尉的建制,将兵权并归守、相。后又取消了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四种常备军,还取消了每年一度的都试制度。从此,守、相的军权也被取消了。郡、国的军队很少,一般不能作战。大的战争要依靠中央的军队。

  (四)加强监察制度。为了实行对政府官员行政的有效监督,刘秀在继承秦、西汉监察制的基础上,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包括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州刺史。改西汉御史大夫为司空,不负监察之责,而将御史大夫属下的御史中丞改任御史台长官,负责监察百官,权位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并重。司隶校尉兼领一州,又为中央要职,有监察公卿的权力,再加上中央总监察机构御史台、地方的州刺史,就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强有力的监察系统,大大地稳固了东汉前期的皇权。

  (1)唐朝科举制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等八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考试的内容有帖经、经义和时务策,以帖经为主;进士考试的内容为帖经、诗赋和时务策,以诗赋为主。考帖经能死记硬背即可,考诗赋则需要独立思考,因而中明经易,中进士难。常举初由吏部主持,后改由礼部主持。常举考中以后,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必须再经吏部考试合格,方能授官。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制举科目多临时设置,较重要的有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等。平民百姓和官吏均可应试。制举不常举行,取人极少,在科举中不占重要地位。武周时,还创立了武举,专门选拔军事人才,由兵部主持。

  (2)历史作用:(1)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从根本上推翻了两晋南北朝时豪门世族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科举制极大限度地网罗了全国优秀人才,扩大了统治政权的基础。(2)科举制使儒学保持了作为一统天下的地位,从而又对政治产生了巨大的维护作用。(3)通过科举制度,在一定城地上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在运行机制。(4)科举制造就的士绅阶层保持了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平衡,科举制造成的社会流动机制,使中国农村有着自主性的文化系统。

  金元之际,北方农村遭到严重的破坏。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开始重视农业。1270年,朝中设司农司掌管农桑水利,御史中丞字罗兼为大司农卿,督课各地方官劝农。司农司还颁行农桑之制十四条,作为督率农业生产的依据。

  屯田的发展也促进了水利的修建。元初,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属西夏境内的唐来、汉延、秦家等古渠,灌田九万余顷;又开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的旱田为水田。王祯《农书》载有围田、圩田、架田、沙田等多种。元代在南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元初松江曹梦炎依淀山湖围田九十三围,得数万亩。

  元朝建国后,曾经长期隔绝的北方与江南人民之间以及各族人民之间,得以交流耕作技术。汉族农民迁往漠北后,在一些地区开始经营农耕。云南少数民族人民从汉人学会蚕桑。西域色目人定居在宣化等地,促进了当地果园农艺的发展。江南农民来到大都东南,开垦水田,形成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区。元朝一代不乏此类事例,说明各地区各民族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地交流了经验和技术。

  1.政治方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为科技的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自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以后,强大的封建王朝在科技发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组织和支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家统一是主流,也促进了科技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相互交流和发展。而且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与封建皇权农业生产和国计民生有关的天文学、历法、数学、农学、医学等学科,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扶持与推广。总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中央集权国家的支持和政府的重视,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重要条件。

  2.经济方面,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为科技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对科技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社会需求,成为科技繁荣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古代农耕经济高度繁荣,这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国古代科技就是为适应古代农耕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是为农耕经济服务的。例如,科技成就主要集中于农学、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这就是有力的证明。

  4.文化传承。长期以来,我国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成为古代科技发展的源泉。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唯一一个没有中断历史的文明古国,前代科技文化成就为后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科技成果的继承创造了有利条件。总之,继承前代科技成果,又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明,成为推动我国科技发展的源泉。

  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上奏的以削弱诸侯王势力为内容的策论。《削藩策》一文中,提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意思是晚削藩不如早削藩。晃错建议,借诸侯王犯错误之时,削减诸侯王的封地。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削楚王戊的东海郡,削赵王遂的常山郡,削胶西王卬的六个县,成为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宗主都护

  北魏前期的基层政权组织制度。五胡十六国时期未南逃的大地主多筑堡自守,聚族而居,拥有很多的依附农民及一定的武装力量。北魏统一北方后,为在汉族地区确立统治,实现“混一戎合”的理想,于是承认这些宗族的既有利益为合法,并对社会基层组织进行了变革,任命他们为宗主,以督护百姓。宗主督护制对维护地方治安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豪强地主趁机隐瞒其控制的人口,逃避赋税、徭役,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

  唐朝颁布的国家法典,是刑律和注疏的合编。本名《律疏》。唐高祖时开始制订唐律,太宗时修订完成,唐永徽三年(652),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逐条加以解释,并设有问答,成三十卷,于次年颁行。律疏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疏与律统称为《永徽律疏》,后世称为《唐律疏议》。开元二十五年(737)又重加刊定,故今所见刊本有永徽以后的地名、职官、名物及避讳字样。全书分十二篇,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五百条。《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为唐后各代立法所本,并对日本、朝鲜、越南的古代法律产生一定影响。

  庚戌之变又称庚戌虏变、庚戌之乱,是明世宗在位时期的一次蒙古的侵犯明朝事件。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鞑靼土默特部领袖俺答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 兵部尚书丁汝夔请问严嵩如何战守。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清政府实行的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又称摊丁入亩。源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即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而把固定下来的丁税摊到地亩上。具体办法是,把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在各州县的土地上,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地银和丁银合一,叫做地丁银。该制的推行,废除了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丁税),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湘军领袖曾国藩于1854年2月在湖南衡阳誓师征讨太平天国时发布的战斗檄文。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的八旗部队和兵战斗力低下,无法剿灭起义。清政府下令各地可以自办民团,协助政府围剿太平天国。1854年2月, 湘军倾巢出动大举进攻太平军,曾国藩发表《讨粵匪檄》。在檄文里,他攻击太平天国起义是“荼毒生灵”。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理学大师,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该檄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理学思想。檄文将清政府同太平天国的对抗,上升到文化对抗和维护名教的层面,以动员一切势力(尤其是知识分子)太平天国。该 檄文不仅是曾国藩个人意志的表述和湘军的出师战斗檄文,也是理学经世派向太平天国 全面反攻的文化宣言。

  晚清政府经营的新式军用工业。全称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上海机器局” 或“上海制造局”。由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在太平天国起义和同外国的接触中,洋务派决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军事。1865年9月,江南制造局成立,丁日昌任总办。江南制造局由南北洋大臣共管,经费来自上海海关厘金。江南制造局下设机器厂、铸铁厂、轮船厂、枪炮厂、火药厂、广方会馆等,其产品有枪炮、水雷、弹药、机器等。所制军火和军用物资,大都以调拨方式供各军械所、军营等使用。其机器设备和主要原材料以及技术基本依赖外国。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后改称“江南造船所”。江南制造局于1917年改称“上海兵工厂”,抗战爆发前停办。江南制造局是洋务运动中诞生的一个集军事、科技和造船为一体的大型民族企业,它的建立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标志着中国现代工业的开端。

  是1903年11月4日由革命党人黄兴、刘揆一、陈天华、宋教仁等秘密集会所,创建的反清革命团体,推举黄兴为会长。华兴会成员大都是两湖地区的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知识分子。华兴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又与会党首领马福益建立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组织,准备于11月16日在慈禧太后庆祝七十寿辰之际在长沙起义。后因计划泄露,起义军未及发动即遭失败,华兴会的首次武装起义就 此流产。1904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会员相继加入,华兴会遂停止活动。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会议。会议内容为:(1)处置德国问题。决定对德国分区占领,设立盟国中央管制委员会进行协调管理,设置赔偿委员会处理德国赔偿问题。(2)波兰问题。确定波兰疆界;以卢布林临时政府为基础改组,成立波兰临时统一政府。(3)联合国问题。决定于1945 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确定安理会大国一致原则。(4)远东问题。苏联同意在欧战结束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南斯拉夫、三国外长会议以及遣送战俘等问题。会议最后签订了《雅尔塔协定》。此次会议对协调盟国对德、日作战,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和促进战后和平稳定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为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8年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的讲演稿。该文不仅透彻地对比了敌我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劣,而且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认为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论持久战》集中反映了中国对抗日战争的认识。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史学论文。主要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新史学》全文凡6节,分别为: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梁启超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

  1947年中国颁布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法规,1947年10月,由中国颁布。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9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公布施行。其主要内容是,规定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规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规定设立人民法庭。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又颁布了补充条例。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帝国主义和政府的统治基础,巩固了根据地;农民分到了土地,为了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组织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并积极参加入民解放军;农民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农村出现一种以知识份子为领导的,旨在“乡村建设”的活动。1928年梁漱溟在广州提出“乡治”主张。1929年在北平接办《村治月刊》,同年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办村治学院,1931年又在韩复榘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县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乡村建设》。1933年7月,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推选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士廉六人为主席团,至此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该派的目的是实行“乡治”,开展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建立政治和教育合一的乡农学校,同时推行“新乡约”,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举办供销、信用等合作社,推行农业技术的改进措施。其基本理论是,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和精神上“调和持中”的社会,中国的问题只是“文化失调”,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应从乡村建设入手,然后扩及整个社会,恢复中国儒家伦理。1941年3月,乡村建设派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刘秀削弱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这是他的重要集权措施之一。东汉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职是三公,即司徒、司空和太尉,但三公的职位虽高,徒有虚名,并无实权。东汉初年,正式成立尚书台,作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在东汉,尚书台实际上成了皇帝真正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三公和九卿只是受命办事,形成“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三公或大将军只有经过皇帝恩准,加“录尚书事”头衔,方可参与中枢决策。六曹尚书的职掌涉及行政、民事、外交、司法等诸多与三公九卿所掌相重的事务,并凌驾于三公九卿之上,大大地削弱了三公的权力。(二)退功臣进文吏。刘秀“退功臣进文吏”之策的关键是“退功臣”。其做法,一是封侯褒扬,就是给功臣以尊崇的地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褒赞建朝之功。二是奉朝请,不任吏职,就是让功臣居家静养,朝廷有事即奉请入朝参与议事,日常不任官职。对功臣的妥善安置,是东汉王朝重建过程中的成功之举。刘秀在退功臣的同时,多次征召“天下後贤”,收罗天下文士充任吏职。为广进文吏,刘秀完善了自西汉以来的察举制,将每年一度的选举固定成为制度。尽管东汉后来的察举制度流弊丛生,但刘秀的察举求得了许多求上进、勤吏政的好官吏,对东汉初年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集军权于中央。刘秀一再削弱地方的军权,加强中央的军权。他在建国不久,就下诏撤销了郡国都尉的建制,将兵权并归守、相。后又取消了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四种常备军,还取消了每年一度的都试制度。从此,守、相的军权也被取消了。郡、国的军队很少,一般不能作战。大的战争要依靠中央的军队。

  (四)加强监察制度。为了实行对政府官员行政的有效监督,刘秀在继承秦、西汉监察制的基础上,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包括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州刺史。改西汉御史大夫为司空,不负监察之责,而将御史大夫属下的御史中丞改任御史台长官,负责监察百官,权位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并重。司隶校尉兼领一州,又为中央要职,有监察公卿的权力,再加上中央总监察机构御史台、地方的州刺史,就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强有力的监察系统,大大地稳固了东汉前期的皇权。

  东汉初年,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东汉王朝取得了政治上的稳固,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唐朝科举制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等八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考试的内容有帖经、经义和时务策,以帖经为主;进士考试的内容为帖经、诗赋和时务策,以诗赋为主。考帖经能死记硬背即可,考诗赋则需要独立思考,因而中明经易,中进士难。常举初由吏部主持,后改由礼部主持。常举考中以后,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必须再经吏部考试合格,方能授官。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制举科目多临时设置,较重要的有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等。平民百姓和官吏均可应试。制举不常举行,取人极少,在科举中不占重要地位。武周时,还创立了武举,专门选拔军事人才,由兵部主持。

  (2)历史作用:(1)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从根本上推翻了两晋南北朝时豪门世族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科举制极大限度地网罗了全国优秀人才,扩大了统治政权的基础。(2)科举制使儒学保持了作为一统天下的地位,从而又对政治产生了巨大的维护作用。(3)通过科举制度,在一定城地上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在运行机制。(4)科举制造就的士绅阶层保持了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平衡,科举制造成的社会流动机制,使中国农村有着自主性的文化系统。

  金元之际,北方农村遭到严重的破坏。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开始重视农业。1270年,朝中设司农司掌管农桑水利,御史中丞字罗兼为大司农卿,督课各地方官劝农。司农司还颁行农桑之制十四条,作为督率农业生产的依据。

  1、荒地的开垦1277年,元朝规定,各处荒地在限期内许旧主认领;逾限,许自愿耕种。1286年,朝廷又下令募人开耕荒地,每丁拨地百亩,三年后再依例纳税。经过垦荒,两淮地区逐渐出现变废墟为良田的景象。忽必烈时,淮北内地,只输丁税。成宗大德时多次在那里括地,征收地税。

  元朝建国后,在各行省立屯田以助军饷,分军屯、民屯两种。据1308年的统计,全国屯田有一百二十余所,垦田面积约在二十万顷以上。北达漠北,南至海南都进行屯田,对各边境地区的开发,起着显著的作用。

  屯田的发展也促进了水利的修建。元初,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属西夏境内的唐来、汉延、秦家等古渠,灌田九万余顷;又开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的旱田为水田。王祯《农书》载有围田、圩田、架田、沙田等多种。元代在南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元初松江曹梦炎依淀山湖围田九十三围,得数万亩。

  木棉的种植,在南宋时已逐渐扩展到江南的许多地区。元代更为普遍。桑哥执政时,曾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十万匹。

  元朝建国后,曾经长期隔绝的北方与江南人民之间以及各族人民之间,得以交流耕作技术。汉族农民迁往漠北后,在一些地区开始经营农耕。云南少数民族人民从汉人学会蚕桑。西域色目人定居在宣化等地,促进了当地果园农艺的发展。江南农民来到大都东南,开垦水田,形成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区。元朝一代不乏此类事例,说明各地区各民族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地交流了经验和技术。

  1.政治方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为科技的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自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以后,强大的封建王朝在科技发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组织和支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家统一是主流,也促进了科技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相互交流和发展。而且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与封建皇权农业生产和国计民生有关的天文学、历法、数学、农学、医学等学科,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扶持与推广。总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中央集权国家的支持和政府的重视,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重要条件。

  2.经济方面,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为科技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对科技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社会需求,成为科技繁荣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古代农耕经济高度繁荣,这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国古代科技就是为适应古代农耕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是为农耕经济服务的。例如,科技成就主要集中于农学、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这就是有力的证明。3.教育方面: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为科技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中国古代教育开始是由官府垄断。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私学,教育由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从此私学兴起;后来汉武帝时就已经建立了中央到地方的学校教育体系,教育的发展,为科技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4.文化传承。长期以来,我国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成为古代科技发展的源泉。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唯一一个没有中断历史的文明古国,前代科技文化成就为后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科技成果的继承创造了有利条件。总之,继承前代科技成果,又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明,成为推动我国科技发展的源泉。

  5.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明清以前的统治者大多能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样有助于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

  总之,正是由于上述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才使得中国古代科技取得了辉煌成就,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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